庄礼伟：华侨对中国有什么价值？

5月3日的“2014东方历史日——新声·共鸣思想论坛”上，纪录片导演周兵、学者周少来和庄礼伟等就纪录片《下南洋》对南洋华人的生存与认同进行探讨。
发言人：庄礼伟（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与国际关系学系教授）

避免以“中国中心”视角看待周边人民和他们的历史
今天的主题是“下南洋”，但在亚洲东南区域这一块，在中国与东南亚之间，在人种、文化上都存在着双向交流的现象。其实中华民族与周边民族，历来在人种和文化上的交流都是双向的而不是单向的。费孝通先生在谈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时曾说：汉族中有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中有汉族。翦伯赞先生说得更明白：“中国人种的来源不是一元，而是两个系统的人种，即蒙古高原系与南太平洋系”，后者“从南太平洋出发，沿马来半岛的海岸，向北推进，而达到了中国的南部”，成为中国西南夷和百越族的祖先。换言之，中国南方的先民们，身上还流动着东南亚和南太平洋海岛人种的血液。东南亚曾经在人种和文化两个方面，都曾“北上”影响过中国，当然中国人种和文化也曾“南下”影响过东南亚。中国云桂粤闽地区与东南亚合在一起，在历史上可以算是一个亚洲的“历史次区域”，其内部的联系与交流是比较紧密的。
周兵导演提到他在拍《下南洋》时非常小心要避免“中国中心”视角来看待东南亚华人。但在我看过的一些《下南洋》片段和刚才现场播放的片段中，色彩、旋律、文字的格调还是有点灰暗压抑，似乎在说──我们是中心，你们是无根漂泊，我们崛起了，你们还在困境当中。我们大陆中国人对海外华人有一种比较普遍的悲悯心态：他们离开中国失了根，日子是悲惨的，心情是绝望的，家山北望，终日以泪洗面，是需要被保护和被拯救的对象。但我接触过的绝大多数的东南亚华人不是这样的，他们过得很快乐充实，东南亚本土就是他们的家乡和祖国，当然也确实有一些老华人还是对“唐山”、祖籍地有很深的怀念和认同，但是东南亚华人的绝大多数，都已经是在东南亚本土出生的了。
从华人移民东南亚的历史来看，他们下南洋恰恰是为了摆脱在中国的凄苦命运，是为了摆脱家乡的“硕鼠”而去寻找远方的“乐土”。如果家乡很好、很宜居他们为什么要下南洋？孔夫子曾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讲的也是跺脚要走、自由选择的心情。人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华人下南洋，获得了很多改善个人命运的机会，他们在清末下南洋之后的几十年内，平均生活水平远远超过了祖籍地，并且在民风、智识上也有很大进步，所以他们积极支持中国建立共和制度的革命，甚至有许多人献出了生命。现在东南亚华人的绝大多数已经加入当地国籍，都在脚踏实地地为自己的人生幸福而努力，他们不需要外界居高临下的悲悯。我们和他们之间，不妨做些社会学的比较调研，如自杀率、抑郁症发病率的比较，认真比较之后，也许我们对他们的认知、态度会有所改变。我们不要学欧洲的东方主义，对我们的周边民族、我们的离散人口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悲悯。
我们对海外华人还有一种比较流行的看法，即他们是海外游子，总是心系中国。但事实上海外华人的认同是多样化的，并且趋向于本土化。
就东南亚华人而言，他们曾经在东南亚铸造了自己的辉煌历史，例如在18世纪，潮州人郑信做了泰国吞武里王朝的国王，客家人罗芳伯在婆罗洲建立了半独立的兰芳公司。他们把自己的命运和南洋本土紧密结合在一起。
另外在清末的东南亚还存在一个独特的华人群体，即土生华人群体、峇峇娘惹群体，他们出生在当地，认同当地社会，这是他们的自主选择。当时在东南亚还有华人皈依伊斯兰教。这些都是一部分华人的身份认同转向本土的例证。在海外生活久了，对本土的认同增长了，这是很自然的现象，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最好不要有强迫症。

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磨盘中的“南洋华人”
有两件大事导致华人大规模移民东南亚，一是1860年清政府与英法签约，允许英法招募华工出国；二是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它使得欧洲资本主义体系向东南亚的扩张更为便捷。华人下南洋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扩张的结果，也是清朝走向衰败的结果，所以这些华人要去远方寻找乐土和生活的新边疆。
后来南洋华人社会里出现了三次对中国认同的高潮，一次是在民国建立时，一次是中国抗日战争，一次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有很多华人心向祖国，帮祖国做了很多事，如黄花岗烈士中的南洋华人，如支援祖国抗战的陈嘉庚，甚至也包括一些中文已说不好的土生华人精英。
但是又有4个因素使东南亚华人“以东南亚本土为自己生活的地方”认同，转向了“以东南亚本土为自己的国家”的认同。第一，1942年日本人打到东南亚，致使当地华人要为自己脚下的土地而战，逐渐开始对居住地产生国家认同。马来亚华人奋起武装抗日，1945年后又武装抗英，主张和平抗争的马华公会与当地马来人政治精英一道，领导了马来亚的独立运动并在1957年获得成功。第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过激的“土改”、“镇反”运动伤害了许多侨属的利益，也伤害到海外华人的感情。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动放弃双重国籍政策，鼓励东南亚华人加入当地国籍；第四，1949年之后，华人下南洋的渠道不再畅通，东南亚华人的认同转向了落地生根，认同当地国家。他们是华人，但他们的第一身份是当地国家的国民。
1957年，马来亚联合邦诞生，这是一个由马来族、华族、印度族等共同创建的独立国家。1963年，马来亚与沙捞越、沙巴、新加坡4方共同组建马来西亚（1965年新加坡被迫退出）。这个马来西亚的面积比原来的马来亚大了很多，所以当地华人称马来西亚为“大马”。
国家建立了，接下来就该好好发展、建设国家。但一部分马来西亚华人的命运被中国60年代的“输出革命”所牵连，先是被利用，后是被放弃。活跃于马来亚半岛上的马来亚共产党决心走中国革命的道路，想要在马来西亚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主要在沙捞越州活动的北加里曼丹共产党则是借反对马来西亚“吞并”沙捞越的沙捞越民族抗争运动而兴起，借沙捞越的民族解放运动来推动自己的共产主义主张。马来西亚的这两个共产党是互不隶属的，当时东南亚有9个共产党，其中马来西亚就有两个：马共、北加共，这两个共产党基本上都是由华人组成。
2013年12月，我在马来西亚的沙捞越州，遇到了一批当年北加里曼丹共产党游击队的老战士。当年他们都是受过较好文化教育的年轻人，受左翼思想和中国“输出革命”战略的影响，加入到共产党游击队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他们当时的整套意识形态和斗争方式都是中国式的，在森林里游击队每天早上要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并高呼“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然后再高呼“祝文主席永远健康”（北加共的主席叫文铭权）。
但是后来，马来西亚当局把被俘的游击队员遣返中国，中国方面说不接收；北加共游击队战士乘船冒险逃到中国，中国方面也说不接收；后来马共、北加共接受中国指示与政府和谈、放下武器，当时留驻中国的马共高层问中国能否收留共产党游击队的老弱残兵到中国安度晚年，也没有被接受。
1990年残留在森林里的北加共游击队在与政府和谈、彻底放下武器之前，曾向留驻北京的北加共中央主席文铭权请示要不要和谈并希望他对这段革命历史做总结。须知没有最高领导下指示，与政府和谈就相当于叛变革命；另外游击队员们也希望“党中央”对这段革命历史、也是对自己贡献出来的青春岁月有个说法，但是文主席只是通过其夫人，隐晦地说你们自己看着办，然后再无消息。
如果文铭权主席还活着、还在北京的话，我要说，老游击队员们一直在找你，当年你领导他们革命，后来你在中国躲起来不说话，让他们自生自灭，他们希望你出来作证，为革命和放弃革命作证，为这段悲情历史做一个明确结论。但事实上所有留驻中国的东南亚共产党高级干部，都好像不约而同地对这段革命历史选择了闭口不言。
到今天中国的侨务政策，仍然是以功利主义为主要原则，海外华侨华人对中国的功用，就是可以从他们那里“引智引资”，并且可以利用他们来扩大中国在世界上的“软实力”，对有智有资者极其热络，对广大底层华侨华人的关心却比较缺乏。说到底这是平等、人权理念的缺乏。
2013年5月我去马来西亚观摩大选，接触了马来西亚各方面的政党人士和社会运动人士，其中有执政党一方的马华公会人士，也有反对党一方的民主行动党人士。在华人游击队武装夺权道路之外，其实大多数马来西亚华人选择的是在宪法框架内和平参与公共事务、和平地争取自己的权利，尽管遇到了不少现实困难，但也取得了许多成绩。
当时在《星洲日报》上看到几个华人的选战口号。《星洲日报》有亲政府、亲马华公会（执政党之一）的倾向，但也刊登华人反对党民主行动党的选战广告，这就是“五月五，换政府！”，后来该报又刊登了一个马华公会的选战广告──“五月五，想清楚！”，这是在告诫华人不要听反对党的“蛊惑”，头脑要冷静，要爱护政治稳定的局面。可见《星洲日报》尽管亲执政党，但版面上发出来的声音还是比较多元的。后来我又看到一个选战广告──“五月五，你做主！”当时没注意看这个广告是哪一方的，不过我宁愿把这个广告看作是全体马来西亚华人的心声和自我期许，他们以各种方式积极参与公共政治生活、积极为自己的权利和国家的进步而奋斗的精神和状态，是值得我们羡慕的。我们不必自以为是、居高临下地对“南洋华人”做悲悯姿态，华人在南洋，也有让我们羡慕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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