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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来案庭审结束，其所涉受贿罪金额约2000万元（编按：人民币，下同，约400万元），而大连实德集团董事长徐明是最大行贿人。徐明给予薄家的好处包括：法国别墅一幢，手控电动车，替薄瓜瓜支付信用卡和到非洲旅行的费用，招待薄瓜瓜的大学副校长、老师全家和40多名同学朋友到中国旅游等。 徐明从一个大专毕业的冷库业务员发迹为商业大亨，也离不开薄熙来的鼎力相助：薄熙来1993年担任大连市市长时﹐徐明差不多是22岁﹐刚刚开了个小公司﹐做鱼虾出口和土石方项目。其后经人介绍认识了薄。1995年，大连实德与一家德国公司联手开始制造塑钢门窗型材。第二年薄熙来就下令，全市多条主干道两侧建筑及部分住宅小区必须安装塑钢门窗。2004年，薄熙来赴北京担任商务部部长，不久之后，徐明的大连实德集团就成为商务部发牌允许进口原油和成品油的几家民营企业之一。2005年，徐明在“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排名第八。薄熙来履新重庆后，大连实德又参与了重庆“两江新区”项目的开发。 如今，因为身陷薄案，徐明的牢狱之灾是免不了的。靠政治上的庇护发家，再因为靠山的倒台而身陷囹圄，万贯家财如浮梦一场，徐明的际遇，是千百年来无数中国企业家命运的缩影。从明清的沈万三、胡雪岩到今日的黄光裕、徐明，莫不如此。无论是胡雪岩的正二品顶戴，还是徐明所托庇的政治局委员薄熙来，尽管为他们带来了一时的荣华富贵，最终却都没能保住他们的身家性命。可以说，和政府、官员和权力的关系，是中国企业家的头等大事。面对无比强大的政治权力，企业家小心翼翼，屈身侍奉，一时的为己所用，却往往难逃最终被吞噬的命运。 问题的根本就在于，中国的政府官员及有关部门，掌管着资源配置权、项目审批权、行政处罚权等诸多权力，企业要想获得巨大的资源，就必须与权力结盟，必须依靠有权有势的政治人物的庇护，因为银行贷款、土地征用、能源供应、争取项目、企业上市等等，无一不与权力息息相关。企业家和权力的过分亲近，一方面要承担政治变动的代价，另一方面，因为和权力勾兑就能赚大钱，创新和企业管理自然变得不重要，很多企业家把主要精力放在应酬官员上。这样的环境，只能造就一个又一个的徐明，产生不了乔布斯。 当然，也有人指责企业家贪婪：你不要和权力走得那么近，不要想通过官商勾结赚快钱，本本分分做生意，谁又能将你怎样？可以说，这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在企业还没有做大时也还管用，但一旦企业达到一定的规模，你不找权力，权力有时会去找你。到那时，政商博弈的结局会更加不利于企业家，因为官员还掌握一样最关键的权力：合法伤害权。 2010年5月，《中国青年报》曾经报道过这样一件事：山西大同民营企业家张志斌被当地公安局经侦支队长高建勋勒索200万，张拒绝后被捏造罪名羁押941天，所拥有的2000多万资产也被非法贱卖。冤案的制造者高建勋却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高升局长。如果不是这位局长后来因为瞒报矿难而被“双规”，这起冤案不知几时才能昭雪。 权力凌驾商业 在中国大陆颇为知名的乳酸菌饮料“太子奶”的创始人李纯途，也有着类似的经历：2009年，太子奶因为扩张过度出现债务危机，株洲市政府为了拯救它，组建高科奶业，李途纯的股权被强制性稀释。很快，拒绝退出的李途纯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罪名被捕，超期羁押15个月，其舅舅为拒绝作伪证而自杀。最后，同样是由于操盘此事的官员因为其它贪腐情事倒台，李才获得无罪释放。 事实上，官员合法伤害企业和企业家的个案绝非孤例，因为就连贵为国家领导人的全国政协副主席霍英东，生前在家乡广州番禺投资时，都受到了当地官员梁柏楠长达10年的刁难而敢怒不敢言，直到梁因贪腐倒台后才将真相公诸于众。著名企业家冯仑曾有一句调侃的话：“有人说中国企业家为啥最近老讲体制的问题？因为政府的手老在我怀里乱摸，不能不说，又不能乱说。”联想集团原董事局主席柳传志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达了一种保守、悲哀的态度：“中国的企业家是很软弱的阶层。我只能服从环境，大环境改造不了，你就努力改造小环境，要是还改造不了，只能好好地去适应环境，等待改造的机会，改革不了赶快脱险，不在改革中做牺牲品。” 柳传志所谓的“脱险”，就是海外移民。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企业家移民，很多是为了通过外商身份获得投资优惠的话，当下则更多是因为不安全感。《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2）》显示，中国正在经历第三次大规模的“海外移民潮”。其中个人资产超过1亿元的企业主中，有27%已移民，47%正在考虑移民。1949年，美国学者费正清在其《中国与美国》一书中充满困惑地写道：“一个西方人对于全部中国历史所要问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就是，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这是一个让人悲怆的问题，60余年后的今天，依然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过去30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并没有多少根本性的制度创新，所有成就的来源，是政府放松了对企业经营和人民生活的干预，从而释放了包括企业家在内的全社会的创造力。但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国进民退的态势日益明显，原来已经取消的审批和管制卷土重来，这是近几年企业家生存环境艰难的根本原因。 放眼全中国，不仅企业家要和政府和官员搞好关系，社会上的各行各业，都在和权力的博弈中精疲力竭。一个差不多人人都在讲政治的社会，一定不是一个正常社会。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有一个很发人深省的观点：中国人虽然工作时间很长，但其中的一大半时间，都在对冲权力强加的种种限制，真正用于创造财富的时间其实并不多。因此，如果权力的行使得不到制约，政府和市场的界限始终暧昧不明的话，企业家就无法走出徐明式的宿命，中国也就不可能产生苹果那样有世界影响力的企业。 当然，时代不同了，今天中国民间资本的总量非昔日可比，有产者的人数也蔚为大观，更重要的是，人的观念不同了。中国首富、杭州娃哈哈集团公司董事长宗庆后的女儿和接班人宗馥莉，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我觉得政府需要面对我们这一代，我们这一代永远不可能像我老爸那一代一样。”这样的人、这样的观念多了，改变也许并非不可能。
作者是中国资深媒体人 和政府、官员和权力的关系，是中国企业家的头等大事。面对无比强大的政治权力，企业家小心翼翼，屈身侍奉，一时的为己所用，却往往难逃最终被吞噬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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