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口黄桥石江路，逢人便说走高沙”。
这是清末秀才的诗句。高沙是个镇，但人们习惯喊作高沙市，主要是百年以来高沙具有繁华的市象。高沙处在洞口、武冈、隆回三县的边地，地势平缓，河流交错，道路便捷。方圆二十来个乡的人不大喜欢上各自的县城，商贸交易都往高沙走，主要是货物齐全，买卖方便。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高沙就有二十多家国营工厂，上千个私人作坊，农贸交易市场由一个增加到四个，还有无数的小巷摊子。
高沙镇离我们村有十六里路，从小我就跟着父母去高沙，一路过田越村，不管走到哪个方向，路边都有箭碑指路，“上走花园，下走高沙”，“左走高沙市，右走六家铺”，“西中上十里，高沙下八里”。箭碑是指“箭来碑挡，弓开弦断”，通过指路行善祈愿孩子平安而立，但指来指去都是走高沙，可知十里八乡去高沙的人不少呢！
过了太平桥，沿街而下就是闹市了。过去还有一溜吊脚楼，街道两边都是木屋商铺，柜台高高的，货物琳琅满目，最有诱惑的是柜台上一缸缸的糖果，尤其是跟红辣椒一样的糖，让我流尽了口水。后来，我就去收集鸡毛鸭毛、胗子皮皮、团鱼板板、桃树浆浆、桃子仁仁。这些东西都能卖钱呢！我把弟妹收集的合到一起，邀上几个伙伴上高沙去。到了镇上的收购店铺，我们踮着脚把东西递上去。老板检查后，一样一样过秤，然后拨拉着算盘，告诉我们共多少钱，一般是二三块，我们十分满意。镇上有粉面、饺子、水果，我们从来都舍不得吃，最多吃一碗凉粉、一个冰棒，然后奔向了新华书店，买几本连环画或适合自己读的故事书，然后一路高声笑语走回去，也不觉得饿。
家里买了自行车后，我就驮着松果、红薯、桃子去镇上卖，站上一会就易手了。我除了买书买报纸，还常去看电影、看录像，逢年过节还要去看踩高跷、舞狮子、耍龙灯、划龙舟、唱阳戏，那个开心，叫人忘记人间尘世。我的青少年时期，高沙镇满足了我的精神需求，这是一个新文化的世界，我的兴趣趋向跟高沙关系密切，高沙培养了我一种望远的眼光。
从那时起，我就觉得高沙镇是个宽大的台子，你有多少力气、多少果实尽管拿出来摆一摆、亮一亮，只要是心诚货实，没有哪样东西不能得到人家的青睐，几乎没有人把挑来的东西又挑回去。我们村里有一些闲人，不愿下苦干活，还老往镇上跑，但又好面子，不能空着手去，他们就随便拿几个鸡蛋、几斤豆子、几只青蛙，或随手到别人地里摸一个南瓜，有的实在没什么拿的就把换下不用的破门窗背去，竟还被人买去了。在高沙镇，什么都抵钱，只要你舍得力气。
我们兄妹三个，读书的钱多是从镇上换来的，上街卖得最多的是猪仔仔。猪仔的价格比猪肉高，出栏快，十几斤就可卖了，重了反而卖不起价，工厂用做乳猪罐头的。要说我们农村孩子读书出去了，高沙镇是功不可没的，其他地方卖不到这样的好价钱。高沙镇从不亏待农家，就是读书，大家都把子弟往高沙的洞口三中送，这里考大学概率高。据说，学生到云峰塔下许个愿，祖师桥上拜两拜，定能如愿以偿，渐渐成了一块灵地。
我觉得高沙镇是个有力量、有温情的地方，能吞吐、可包容、有气度，形成了不凡的气场。高沙镇能够顺利地帮你实现一个目的，你的力气能够生发价值，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哪怕你再渺小，再卑微，就是个乞丐，也能讨到需要的吃食，没人拿棍子驱赶。
这么多年，高沙的外貌变化很大，唯一不变的是内在，镇里和乡里共同呵护了一种平等往来的淳朴风气，没有外面城市的戾气和冷漠，镇上哪个角落都有一种温度。
不久，我离开了家乡。不仅是我，从那时起，很多人离开了家乡，去了广东、浙江等发达地区。我是集体安排，身不由己；他们是要出去挣钱，外面的条件和机会比高沙好很多，致富快得多。高沙只是一个镇，土里土气，当然留不下那些雄心壮志的后生家。高沙还是雍容大度，不为大批的年轻人外流显得元气不振，街上熙熙攘攘，又有更多的新面孔来到镇上。
每到春节，在外地闯荡的队伍回来了。外面的世界什么都算不上，只有回到高沙，在那种旧气味里，找到了自我。
我堂哥在东莞奔波多年，也小有成就，他卖了村里的老屋，在镇上修了一座三层的楼房。他一家在那边做事，很少回来的，他说在镇上有落脚点感觉踏实，不然一身都是轻飘飘的。他们中很少有人到县城买房修房，县城的环境更好一些。我就此问过堂哥，他说，县城是他们的，高沙是我们的，活也好死也好，我们要呆在自己的地方。
我在外面漂泊多年，没干成大事，也没挣到钱，更要紧的是在忙忙碌碌的奔波中，我失去了自己的影子。这个城市有没有我都不重要，我在这里没有存在感。找不到自我的城市，那楼盘再高，霓虹灯再亮，绿化带再漂亮，又与你何干？你只不过是一个匆匆过客。
后来我从外省调回来，现在谋职的城市离高沙只有百来公里，身子寂寞或无所事事的时候，我容易想起高沙，有时突然决定坐车回去。我一个人到喧嚣的街上浪荡一阵，尽管尘土飞扬，充塞着汽油味，甚至还有牛屎猪粪味。走累了，就到马路边上吃一碗五块钱的面，抹抹嘴巴和乡邻们挤上回家的拖拉机。我戴着一顶草帽，含混的气味包裹着我的身子，谁也不知道我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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