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日报：“瓶颈”之痛--县域经济新观察之一

“瓶颈”之痛

——县域经济新观察之一

（2013年4月8日湖南日报）

本报记者 刘银艳 李志林 通讯员 吕运涛 李锋 杨勇兵 王蓉

今年，省政府出台1号文件，决定滚动扶持27个特色县域经济强县。
从2006年完成地区生产总值4966亿元，到2011年的12971亿元，我省县域经济的综合实力在不断增强；但不可否认的是，县域经济仍是我省经济发展中的“短腿”，同沿海一些发达省份相比，差距明显：我省前20个经济强县的财政收入总量，不及江苏省一个江阴市；我省县域实现的财政总收入，占县域完成GDP的比重，不到7％；省内弱县与强县的差距也进一步加大。
湖南梦，强县梦。缩小与发达省份的差距，关键在县域经济；实现富民强省，潜力也在县域经济。
3月以来，记者在湘南湘北的一些县采访，县域经济发展一边是“热火朝天”，开发区里，已经运行的工厂，有序地忙碌着，在建的项目，车来车往里，一片尘土飞扬。而另一边，从基层干部到县里领导，对县域经济前行中遇到的种种“瓶颈”之痛，有担忧，有叹息，更多是充满着渴望。
副省长张硕辅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我省县域经济近年发展很快，但就像爬山一样，到达半山腰后，前面的路会更陡更难行，需要更大的后劲，才能向前冲。
资金——发展的血液很紧缺
祁阳拥有的省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我省名列前茅，共有8家，天龙米业就是其中一家。刚刚易主的天龙米业算是经历了一场“生死劫”，作为全国大米加工10大企业，因为在扩张过程中，银行抽走4000万元的贷款，资金链断裂，生产停摆。所幸当地一家企业在这节骨眼上，出资1.2亿收购了天龙。
“天龙的发展，投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就是资金的瓶颈没过去。还好有人接手，不然，十几年辛辛苦苦创出来的品牌就打了水漂。”对天龙了如指掌的祁阳县副县长唐安宝说。尽管重组成功，天龙无疑伤了元气。
在“挂面之乡”南县，挂面的产能超过50万吨，2012年全县挂面产值达18亿元。但一说起资金，在南县排名老二的夏桂秋，非常地无奈。每每到“关键”时刻，银行的资金就像天上的仙女，看得到用不着，紧急时刻，他几次找“老大”陈克明借钱，方才渡过一时难关。说到这一点，如今已经是中国挂面“老大”的陈克明，深有同感。企业在快速成长过程中，最缺的是资金。他也差一点因不能及时拿到银行贷款出现资金“断裂”，是凭着在圈子中的信誉，朋友及供销商主动帮忙，才闯过那一劫。
在永州，阳国秀的名气很大，她一手创建的湖南果秀食品有限公司，从15年前生产橘瓣罐头的小厂，至今已发展成集产品研发、生态果园、食品生产、物流配送和国内外市场营销于一体的现代化食品企业。
企业要上规模，没有资金寸步难行。果秀公司总经理沈述国告诉记者，要保证公司顺畅有序运转，每年需要近3亿元流动资金，但他们每年从银行获得的抵押贷款，以及政府提供的信用担保贷款，加起来只有1个多亿。
祁阳县县长苏小康认为，资金不足的县域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要进一步突破市场，就会遭遇资金“瓶颈”。他以金浩茶油为例来说明，这个湖南著名的企业，上得很快，达到一定规模后，便发现跑不动了，特别是做全国市场，相当吃力。现在，祁阳正准备与中纺集团签订协议，由中纺分批投资5至10亿元，将“金浩”做大。
道县县长秦志军说起这些年打造的道州工业园，颇为自豪。8平方公里的工业园里，近200家中小企业一字儿排开，风光气派。只是说到资金，他就没了底气。他亲自为一家企业协调的银行贷款，到现在还没有批下来，而这家企业另外从深圳申请的贷款，早到位了。他说，从广东来道县投资办厂的企业，都有再回到广东融资的经历。
“县里贷款，审批权都要到市里、省里去跑，时间一拖往往就不知道是何时。另外，道县每年有98.7亿元存款，贷款只有28.9亿元，近70亿元到外面去了。”秦志军说。道县最有特色的农产品——脐橙，种植面积12.8万亩，挂果8万亩，每亩能为农民带来3000元纯收入。“我县的脐橙，无论产量还是品质，在全国都排第一，但目前全是鲜果销售，精深加工有待时日，缺的就是钱。”
不仅在道县，存贷差巨大，是我省县域中的普遍现象，资金都往大城市和沿海发达地方跑，是资本的逐利性所决定的，但同时也抽空了县域经济发展的血液，使许多县的特色经济得不到充分发育，支柱产业难以做大做强。

人才——发展路上最心忧的
资金逐利，而人呢？在我们的采访中，无论是官员还是企业，都反复表达，各种人才的缺乏，是发展路上最让他们心忧的。
人往高处走，当包括人在内的生产要素向发达地区和大城市转移聚集时，愿意留在县里的人才，是稀缺性的。
从湖南大学环境工程博士“选调”出的苏小康，从冷水滩区副区长到永州市凤凰园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再到祁阳县长，一路走来，苏小康深切感受到现在的县区最需要两种人才，一是政府管理人才，特别是政府各职能部门，需要专业能力强、服务意识强的专门人才；二是项目管理人才，工业园区建设需要企业管理和经营人才，农业产业化建设也需要农业科技人才。此外，科技、金融、法律人才都很缺。
永州市非常重视选拔年轻干部与高学历人才，并在政策上予以保障，湖南最年轻的县委书记、最年轻的县长都在永州。不过在选拔乡镇干部时，有的县区犯了难，按规定，县乡换届时，每个县区要配备3至5名30岁以下的干部担任乡镇党政正职，原则上要有本科学历，但他们发现，要找到符合这种条件的很少，就更难说优中选优了。
不仅高端人才缺乏，现在县里，有时连一般工人也不易招了。
作为洞庭湖区有名的产棉大县，华容正在打造湖南新的纺织基地，启动了规划占地300万平方米的石伏生态纺织园建设。以前企业来投资，总会豪气十足地说，可以帮当地解决多少就业问题。现在不说了，因为县里已经出现了招工难现象。
湖南县域由于现有科技人才流失严重，加上科技创新资金长期匮乏，大部分县域企业缺乏科技创新能力，产品科技含量低，企业经济效益低下，市场风险承受力也比较弱。
省委农村工作部县域经济与农村开发处处长董成森认为，各种人才培养是县域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因素，更重要的问题，培养了是否留得住？还是要有强势产业，这是吸引人才的根本，因为产业的强势，意味着资金技术的聚集，包括人才。另外，我省要建设特色县域经济强县，在干部任用方面，也要敢于突破。譬如发达县域的干部，在搞经济工作与管理这一块，经验更丰富，手中的资源也更多，应更多地交流到不发达县域主持工作。

权力——下放何时不空谈
今年1月，省委农村工作部就县域经济发展，前往浙江实地调研，寻找我省与沿海发达省份差距巨大的症结所在。刚刚完成的《浙江省扩大县域经济管理权限考察报告》，在扩权强县中得出的结论是：发展县域经济还存在很多政策制约,管理权限下放力度不够大，限制了县域发展经济的手脚。
从1992年起，浙江省就开始了扩权强县的探索和实践，至今已6次出台相关政策，扩大经济发达县（市）部分经济管理权限。县域经济管理权限下放力度之大，超乎想象。可以说，除了国家现有的法律法规规定不能放的，能放的权，都放下去了。
再反观我省，2010年，为扩大县（市）经济社会事务管理权限，省政府出台了第249号文件，扩权260项。2012年12月，省委农村工作部对省里确定的“扩权强县”的4个试点县市浏阳市、耒阳市、澧县、沅陵县落实扩权情况进行调研，发现浏阳市有17项、澧县有8项仍然没有落实到位，或是省直职能部门没有下放审批权限，或是市州审批程序仍未按要求减省。
放权，放权！喊了那么久，为什么就放不下去呢？
在浏阳，有1家木业公司，申请30亩土地上个新项目，可1年半过去了，国土证还没有办下来，也就甭想能开工搞建设了。记者细细一问，“板子”却不能全打在国土部门身上，因为在进入国土程序之前，就要盖27个公章，涉及到规划、水利、环保、林业、文物、交通、发改委等众多部门，有的部门在浏阳盖了章还不够，还得向市局、省厅申报；进入国土程序后，在去年10月之前，还得历经县市省三级审批以及招拍挂手续。审批环节多了，时间、经济成本焉能不高？
采访中，“县官”们都提到，县里的审批，一天之内搞定，而要到省里审批的内容，起码要跑上半个月，还要做一些前期准备工作。
近年来，县域工业走园区集聚、产业集群发展之路，已成为大势。由此，土地就变成了稀缺资源。唐安宝认为，土地指标短缺已成为县域经济在未来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瓶颈”。国家保护耕地的政策具有战略意义，但对于像永州这样正处于加快工业化进程阶段的地区，也正是土地需求量多的时期。他建议相关政策要区别对待，有所倾斜。譬如地也分三六九等，应该保护和严格监管的，不越红线；而对于山地和丘陵，可以适度放开，把权力放下来。
对县域经济有很深研究的董成森说，放权说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那是割部门利益的“肉”。但是，审批权限上置，对加快县域经济发展起到了明显的阻滞作用，降低了效率，提高了成本，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