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口籍广东作协会员周后运新著《碧血丹心:邓演达传》,5月10日《深圳特区报》“读与思”版面予以特别推荐(羊城晚报出版社出版)。 5月15日,周后运前往惠州市三栋镇邓演达纪念园,把该书赠送给邓演达陈列馆收藏。为了创作、出版这部书,周后运追随邓演达先生的足迹,辗转8个省份,历时十年收集资料,三年潜心创作,十五易其稿,终于瓜熟蒂落! 为了找感觉夜半散步纪念园 周后运1971年出生于洞口黄桥,7级伤残退伍军人,1995年自主择业落脚惠州。之前,他对土生土长的邓演达并不了解,作为惠州外地人,周后运怎么会对邓演达产生浓厚兴趣,而且不惜举债百万写这部书? 机缘出现在2002年的一天,周后运在惠州市区的南湖边散步,看到了邓演达塑像,初知邓演达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邓演达名列惠州近代三杰(廖仲恺、叶挺、邓演达)。周后运前往全国各地,收集与邓演达有关的资料,发现都是史料性的文章,没有一本系统的文学作品。他觉得,如果自己写上一本关于邓演达的文学作品,很有历史意义;有了书写蔡锷的经验(已出版长篇小说《儒将蔡锷》和《护国将军蔡锷》等著作),应该也能书写邓演达的传奇。 周后运却没想到接下来的路,“走得很艰难”。要写邓演达,先要全面了解与邓演达有关的人和事。第一站,周后运遍访三栋镇邓演达故乡,到邓演达陈列馆和故居去感触邓演达的生活、战斗、被捕、受害等过程;到演达学校采访;“邓演达故乡的山山水水走遍了,记不清去了邓演达故居多少趟”。 有时,因为创作的困扰,晚上睡不着,他就开车独自来到邓演达纪念园。工作人员早已下班,园内也无游人,置身昏暗中的园内小道,周后运独自踱步。每当在纪念园里的保定桥(邓演达曾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读书)停留,沐浴习习晚风,周后运憧憬着“能与邓演达有穿越时空的交流”,“差不多有20个晚上,我专程跑到邓演达纪念园‘找感觉’”。 为了收集材料,周后运足迹踏遍南京、武汉、长沙、郴州、保定、河南、江西、福建、北京图书馆等地寻找史料。“整个收集资料行程,估计超过2万5千里;单是收集资料的路费,就花了几万元”。 创作难度大中途想放弃 资料越集越多,周后运越觉得很难把握人物定位。该怎么写?如何把握好邓演达的伟大作用? 邓演达是一位富有特色兼具某种传奇色彩的人物,其政治生涯经历了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土地革命三个阶段,贯穿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历史时期。他既是中国国民党左派领袖,又是中国民主党派的创始人,更是超群出众、人格高尚、阅历丰富的革命家。要想全面系统撰述其一生的业绩,殊属不易。 “一个人名花了一个月时间”。除了对人物的把握有难度,有时为了核实一件事或是一个人名,周后运就要花上不少时间。书中的一个细节是,周后运构思属意“让邓仲元帮忙给邓演达取名”。但在北京图书馆查阅资料时发现,邓仲元只比邓演达大10岁,不可能承担取名重任,于是改由邓仲元的父亲帮忙。但邓仲元的父亲叫什么名字?周后运找了很多资料,花了一个月时间才确定,其父名叫邓金生。还有,邓演达的父亲名字,是“邓镜人”还是“邓镜仁”呢?一些媒体写成“仁”,周后运核实了邓演达父母墓碑的碑文,又查阅邓氏后人的回忆录,最终确定是“人”字。 细节的确认,大不了打耗时战;关键是“创作难度越来越大”的心力考验战,让周后运多次想中途放弃。 为什么没有最终放弃?周后运说,是邓演达的精神在激励着他。周后运以两个鲜为人知的史料为例。 邓演达被害后,时任京沪卫戌总司令兼代松沪警备司令陈铭枢,拿出2万元给邓演存(邓演达的哥哥)料理邓演达后事,并在墓碑上亲书“故友邓择生(即邓演达)之墓”。为什么陈铭枢敢出资?周后运获悉,陈铭枢与邓演达是广东同乡,陈铭枢1924年从南京重返粤军时,是邓演达出面推荐,陈铭枢得以在李济深率领的粤军出任旅长;陈铭枢感激邓演达的知遇之恩。这段史料,很多与邓演达有关的史料书都没有记载。 在三栋镇邓演达陈列馆,陈列了邓演达的不少狱中书信。这些书信是怎么从狱中带出来的?原来,邓演达被捕后,与他关押在一起的蒋百里,曾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邓演达也曾在该校学习;或许是两人有着“同校”情结,或许是其他原因,蒋百里通过前来探监的女儿,把邓演达的书信逐步带了出来。 周后运觉得,在当时非常艰难的情况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冒着生命危险帮助邓演达?因为邓演达为中华民族复兴的献身精神打动了无数人。周后运深感邓演达人格魅力的伟大,越发敬佩。“就是这种力量,在我创作难度越来越大时,就是靠这种力量在支撑着”。 著作出版后先给儿做检讨 对于邓演达的故事,周后运不能像历史家一样来写历史资料,也不能像文学家一样天马行空创作。既要尊重历史事实,又要避开史料中一些枯燥的材料。怎么办?周后运深思熟虑之后决定,书的定位为长篇历史传记小说。通过小说笔法,让邓演达这个历史人物更加有血有肉、喜闻乐见。以小说的笔法写历史,可以增加历史的魅力;同样,把历史融汇到小说中,也能提高小说的内涵和生命力。 2012年11月,第一稿出来了,只有25万字。周后运不停地修改,不停地根据一些专家的意见和史料增添,改到第六稿时,文章已有50万字。后又根据史学家的建议,大刀阔斧修改,改了十五稿,最后定稿时,全书35万字。书名和封面改了5遍,从最初的《碧血春秋》,改为《碧血丹心》,定稿为《碧血丹心:邓演达传》。 今年4月底,《碧血丹心:邓演达传》正式出版;由中顾委委员、曾任毛泽东兼职秘书的李锐题写书名。 “如释重负”——周后用这个词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此书由构思到创作出版,历经十年,十五易其稿,终于与读者朋友见面了。为了写这本书,原本生意兴旺的文化公司业务耽误了,工作人员也遣散了,家里全靠妻子挣钱养家糊口。 因为全力以赴写书,社会交际经常缺位,一些亲戚朋友不了解,认为周后运发财了,与亲戚朋友疏远了。周后运哭笑不得:“现在我是举债百万,欠了一身债,根本没发财。与亲戚朋友疏远的原因,忙着写书,并且患上较严重的颈椎炎。” 为了写好这本书,周后运说:“整整瘦了5公斤,视力也差了一大截;书一出版,第二天我就到医院做理疗。” 除了身体难以吃消,让周后运很惭愧的是,在这三年的创作期间,他对儿子很亏待,没有接送孩子上学,更没有带孩子外出游玩。今年8岁的儿子,对爸爸都有些陌生了。《碧血丹心:邓演达传》出版的当晚,周后运和家人吃了一个团圆饭,向孩子做“检讨”:这三年,爸爸忽视了你…… “他就是这么一个傻乎乎的人,傻乎乎地举债写了这本书。”妻子嗔怪他傻乎乎的。但周后运觉得值了,当初的心愿和朋友的期待没有落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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